今年1月，他的故乡威尼斯为了纪念他，举办了以马可·波罗为主题的狂欢节。人们身着东方服饰，在古老的运河上划起了龙舟；本（4）月，“马可·波罗的世界——暨一位十三世纪威尼斯商人的旅程”特展在威尼斯公爵宫开幕。

　　在他的故居墙上有块铭牌，写着这样一句话：这里是马克·波罗——最早深入亚洲各地并描述了那里的人的故居。

　　七个世纪过去了，关于马可·波罗和他的游记，不仅为无数研究东方的学者提供素材，也为无数诗人和作家提供创作的灵感。正如英国桂冠诗人约翰·梅德菲尔斯所说的那样：

　　1260年，威尼斯商人尼柯罗·波罗和他的兄弟马菲奥·波罗乘着一艘满载货物的船，平安抵达了君士坦丁堡。一番商议之后，这对兄弟决定继续向东。他们来到了蒙古帝国的钦察汗国，受到了第四代可汗别儿哥的接待。

　　不久后，别儿哥与伊利汗国的旭烈兀之间发生了战争，尼柯罗和马菲奥无法从原路返回威尼斯。经人建议，他们选择绕一个大圈，先向东、再向西回国。在到达了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布哈拉之后，因归途不够安全，兄弟俩不得不停下了脚步，一住就是三年。

　　40多年前，成吉思汗的大军攻陷了这座著名古城。也是在这里，兄弟俩偶遇了旭烈兀派往元朝的使臣。这位使臣从未见过意大利人，便邀请他们随自己去元大都晋谒元世祖忽必烈。

　　忽必烈由此直观地了解到一个中世纪的欧洲，一个天主教会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欧洲。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尼柯罗兄弟的讲述中有大量内容是关于教会的。忽必烈于是委任他们作为元朝派往罗马教廷的特使，希望教皇能派遣一百名有学问的传教士来到中国。

　　因为老教皇去世，新教皇还未产生，尼柯罗兄弟在威尼斯等了两年，一直惦记着自己对大汗的承诺。终于，1271年，他们带着新任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亲笔信和礼物，也带上了17岁的马可·波罗，踏上重返东方之路。

　　他们一个传教士都没有带来，两名教士在亚美尼亚发生战事的时候就吓得转身回国了。波罗一家继续前行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抵达中国。得知他们回来的消息后，忽必烈派出官员在还有四十天路程的地方等候，并传令当地官员礼貌接待他们。

　　1291年，思乡已久的波罗一家，借着陪同阔阔真公主嫁往波斯的机会踏上了回乡之路。1295年，忽必烈去世的那年，他们回到了威尼斯。

　　越是巨大的光环，就越容易在地上投下阴影。越是声名卓著的事物，就越容易招来质疑。

　　早在19世纪初期，西方学界就已提出马可·波罗可能并没有到过中国的观点。其中最引人质疑的一大关键性问题便是：按照马可·波罗自己的描述，他与忽必烈关系密切，但一位身份如此特殊的人物，在当时数量可观的汉文史料中却不见他的名字。

　　1995年，知名汉学家、大英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吴芳思（Frances wood）出版了《马可·波罗到过中国吗？》一书，再次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。

　　吴芳思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提出了质疑依据：为什么马可·波罗没有提到女子缠足、长城、汉字、茶叶、筷子等极富中国特色的各种事项？为何他留居中国17年，却不懂汉文？

　　而针对这些质疑，多位蒙古史学者也都给出了回应——作为色目人（当时对西方人及中亚胡人的统称），马可·波罗只需要懂得波斯语、突厥语或者蒙古语，就完全可以在那个多族群、多语言共存的元代生活和交流。

　　同样，在马可·波罗眼中，曲曲折折的汉字，很可能与阿拉伯文、粟特文、契丹文和蒙古文等一样，也都是千奇百怪的外国文字中的一种而已，没什么需要特别留意的。

　　至于长城，我们今日看到的壮观遗迹，基本都是明朝建的。秦汉的长城虽然曾有修葺，但体量远没有明长城那么雄伟壮观，历经沧桑与战乱后，到元朝时应已所剩无多，蒙古人更不会把它当回事。

　　还有一点，很多学者没有提到：马可·波罗不是从威尼斯一跃就进入了中国。他跟随自己见多识广的父亲和叔叔，穿过广袤的欧亚大陆，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国家，沿途见过了无数的异域风俗与奇特物产，我们如今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，在他眼中未必如此。

　　在他的故事中，最大的硬伤是襄阳之战。这座城池从1268年开始被忽必烈的大军围困，到1273年陷落，标志着南宋败亡的开端。马可·波罗称自己的父亲和叔叔当时正在元大都（今北京），他们协助蒙古军队制造了巨大的投石机，最终攻下了襄阳城。

　　但根据游记中的时间线，襄阳之战发生时，尼柯罗和马菲奥兄弟俩刚结束了第一次东方之行返回欧洲，正在焦急等待新任教皇产生，好带着传教士和圣物回到忽必烈身边复命。从1271年他们带着马可·波罗再度出发，到重新踏上中国北方的土地，时间至少过去了三年多，襄阳之战已经结束。

　　不过，这场耗时数年、影响重大的战役，在当时的蒙古宫廷中一定是被经常提起的话题。尤其是当他们重回中国时，这场战役才结束不久，来之不易的胜利，会被反复讨论和回味。那么，在熟悉这场战役的事实基础上，将父亲和叔叔的功绩加进去夸耀一番，也不是难以理解的动机。

　　同理，马可·波罗在忽必烈宫廷里的地位，应该也远不及他自己所吹嘘的那么重要。那么，在中国史官与学者们的眼里，这个有些爱夸夸其谈的色目人，自然不值得专门记上一笔。

　　1941年，著名蒙元史学家杨志玖（1915~2002）在《永乐大典》中发现了至元二十七年(1290)的一段公文，其中提到了兀鲁、阿必失呵、火者这三位使臣的名字，他们的任务是“取道马八儿，往阿鲁浑大王位下。”

　　杨志玖敏锐地意识到，这三位使臣的名字与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所提到的三位使臣的名字几乎完全吻合。马可·波罗与父亲和叔叔，正是跟随这三位使臣一起，通过海路将远嫁的阔阔真公主送去波斯。这段文字的发现曾轰动一时，被视为是马可·波罗来华的一条极有力的汉文史料证据。

　　杨志玖认为，不管马可本人和其书有多少错漏和夸张，总体来看还是可靠的。“马可·波罗书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情况，人物活动和风土人情，其中大部分都可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，随着研究的深入，还可继续得到证实。”

　　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之所以受到狂热的欢迎，主要是因为它几乎满足了当时欧洲人对遥远异域的所有幻想。

　　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和商机，会把未婚少女送进旅客帐篷的奇异风俗，天堂般的皇宫林苑，身披金银丝线织物的五千头大象，南方“蛮子省”国王的美丽妃子们在人工湖里裸泳……

　　其中最著名的读者，莫过于哥伦布。他曾在自己购买的游记书页空白处，留下了近百处笔记，读得极为用心。尤其是马可·波罗提到黄金白银、生丝买卖、香料、瓷器、宝石、醇酒、采珠人等有关财富的物产的地方，哥伦布都会特别标注。

　　哥伦布还特别对几个看来颇有潜力的中国城市做了记号，包括扬州和杭州，并对它们的通商机会做了些评论。他对一个城市标注了“商机无限”，这个城市便是“汗八里”（元大都），也就是北京。为了强调自己的兴奋，哥伦布还在眉批旁画了一个小图案：歇息在云端或浪涛上的一只手，紧握成拳，唯有食指伸出，指向撩动它的那段文字。

　　有学者认为，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东方，成为中世纪末期欧洲被压抑的社会无意识的一种象征或符号。“表面上看他们在向往远方，实质上他们是在讨论自己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。”

　　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的代表作之一《看不见的城市》，则可被视为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最浪漫的“同人小说”。既然那段经历本就掺杂了许多幻想，不如来一次彻底的想象。

　　在这本书构筑出的平行世界里，另一个马可·波罗为另一个忽必烈汗讲述一个又一个他旅途中走访过的城市：扎伊拉、纳西塔西亚、塔玛拉、苔斯皮那……轻盈的城市，连绵的城市，隐蔽的城市，如海市蜃楼般，在绿洲、飞艇、玻璃水池、螺旋扶梯和地下湖中，沉浮明灭。

　　其中一个名叫伊西多拉的城市，是另一个马可·波罗梦中的城市。在梦中的伊西多拉，他永远年轻，而在现实中抵达时，他已年老。“广场上有一堵墙南宫NG·28，老人们倚坐在那里看着过往的年轻人；他和这些老人并坐在一起，当初的欲望已是回忆。”